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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案件梳理

（一）当事人信息

原告：

李芳，被继承人陈志强之女

被告：

陈刚，陈志强之子（原告兄长）

陈敏，陈志强之女（原告妹妹）

陈莉，陈志强之女（原告妹妹）

被继承人：

陈志强，2021 年 10 月 12 日去世

王秀英，陈志强配偶，1994 年 12 月 13 日去世

（二）案件背景

陈志强与王秀英婚后育有四子女（李芳、陈刚、陈敏、陈莉），王秀英 1994 年去世后，陈志强于 2000 年购得北京市房山区一号房屋，登记为个人财产。陈志强生前先后立有 4 份遗嘱：2004 年、2018 年自书遗嘱及 2010 年、2018 年公证遗嘱均指定房屋由长女李芳继承；2021 年 2 月 1 日，陈志强再立自书遗嘱，内容为 “房屋由 4 个子女分”。陈志强去世后，李芳以公证遗嘱效力优先为由诉请独自继承，陈刚、陈敏、陈莉以最后自书遗嘱有效为由主张均分，引发诉讼。

（三）关键事实与证据

遗嘱争议核心：

原告证据：

2004 年自书遗嘱（手写）、2010 年公证遗嘱、2018 年自书及公证遗嘱，均明确房屋由李芳继承，其中 2018 年公证遗嘱特别注明 “作为李芳个人财产”。

2020 年 12 月医疗记录及微信聊天记录，证明陈志强摔伤后意识模糊（如混淆已故亲属、无法辨识日期）。

被告证据：

2021 年 2 月 1 日自书遗嘱（附书写照片及 8 秒视频），内容为 “房屋由 4 个子女分”，落款有签名、手印及日期。

2021 年 8 月住院记录（GCS 评分 15 分，神志清楚）、日常生活视频（行走、交流正常），证明陈志强具备行为能力。

房屋权属：

登记在陈志强名下，原告主张其为实际出资人但未举证，被告以登记为准主张遗产属性。

行为能力争议：

原告称陈志强 2020 年头部受伤后神志不清，被告以医院诊断及日常记录反驳，形成行为能力认定分歧。

二、争议焦点

（一）2021 年自书遗嘱是否具备法律效力

原告主张：

形式无效：遗嘱中房屋单元号书写错误（“5 单元” 划改为 “3 单元”），内容不准确；被告未充分证明为陈志强亲笔书写，应承担举证不能后果。

实质无效：陈志强立遗嘱时已 92 岁，2020 年摔伤后长期意识模糊（如误认已故亲属在世、无法识别日期），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，遗嘱非真实意思表示。

被告抗辩：

形式有效：单元号笔误不影响唯一房产指向（陈志强名下仅该房屋），且提交同期手稿、书写视频等证据链，证明遗嘱为亲笔书写。

实质有效：陈志强 2021 年身体康复，住院记录显示 GCS 评分满分（神志清楚），偶发记忆偏差属高龄正常现象，不影响行为能力认定，遗嘱内容与多次表达的 “子女均分” 意思一致。

（二）多份遗嘱冲突时的效力顺位

原告主张：公证遗嘱效力优先于自书遗嘱，应执行 2018 年公证遗嘱。

被告抗辩：根据《民法典》，后立遗嘱优先，2021 年自书遗嘱合法有效，应作为继承依据。

三、裁判结果

房屋继承分配：

北京市房山区一号房屋由李芳、陈刚、陈敏、陈莉各继承 1/4 份额。

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。

诉讼费承担：原告承担 40%，被告共同承担 60%（按份额比例分担）。

四、案件分析

（一）自书遗嘱的形式要件审查

笔迹真实性认定：被告提交 2021 年 1 月手稿、2 月书写视频及同期照片，形成证据链证明遗嘱为陈志强亲笔书写，原告虽质疑但撤回笔迹鉴定申请且未提交反证，根据 “谁主张谁举证” 规则，认定遗嘱真实性成立。

内容明确性判断：虽单元号书写有误，但结合房产唯一性（陈志强名下仅该房屋），遗嘱指向明确无歧义，形式瑕疵不影响效力。

（二）立遗嘱行为能力的实质审查

行为能力举证责任：原告通过微信记录、医疗记录初步证明陈志强存在认知障碍，被告需进一步举证。被告提交的 2021 年 8 月住院记录（GCS 评分 15 分，神志清楚）、日常生活视频（自主行走、交流），结合专业法官会议多数意见，形成优势证据，证明陈志强立遗嘱时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。

财产处分权认定：房屋登记在陈志强名下，原告未举证实际出资或借名买房关系，依法认定为陈志强个人财产，其有权自主处分。

（三）多份遗嘱的效力冲突解决

根据《民法典》第 1142 条 “后遗嘱优先” 规则，2021 年自书遗嘱虽形式上为最后一份，但其效力需满足实质要件。法院经审查认定该遗嘱形式合法、意思真实、处分权明确，故优先于此前的公证遗嘱，成为遗产分割依据。

（四）举证责任的关键影响

原告对遗嘱真实性及行为能力的质疑停留在间接证据层面，未申请鉴定或提交医学证明；被告通过多组直接证据（书写视频、医院诊断）完成举证，体现 “优势证据规则” 在继承纠纷中的适用。

五、胜诉办案心得（被告视角）

（一）遗嘱真实性的证据链构建策略

同期行为佐证：收集立遗嘱前后的手稿、日常书写材料（如 2021 年 1 月 “4 个孩子分” 手稿），证明被继承人长期持有 “子女均分” 意愿，与争议遗嘱内容一致。

可视化证据运用：提交 8 秒书写视频及同步照片，直观展示被继承人签名、注日期过程，强化 “亲笔书写” 的事实认定。

（二）行为能力的医学证据与生活证据结合

关键医学指标：重点引用 GCS 评分（15 分满分）及医师 “神志清楚” 诊断，以客观医疗记录反驳 “意识不清” 主张，降低年龄因素对行为能力的负面影响。

日常行为反证：通过原告曾认可的 “老爸精神挺好” 微信回复、自主行走视频，形成 “偶发记忆偏差≠丧失行为能力” 的逻辑闭环，契合一般民众认知。

（三）法律规则的精准援引与程序运用

废除公证优先规则：强调《民法典》取消公证遗嘱效力优先，突出 “最后有效遗嘱” 原则，直接回应原告 “公证遗嘱优先” 的法律适用错误。

鉴定程序应对：在原告申请笔迹鉴定后，主动配合提供样本，利用其撤回鉴定的行为，向法院强调其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，巩固被告证据优势。

（四）家庭关系证据的巧妙运用

原告陈述矛盾：抓住原告在沟通中曾称 “房子每个人都有份” 的记录，与原告主张的 “独自继承” 形成对比，暗示被继承人后期意愿变更的合理性，增强遗嘱真实性的可信度。

本案启示：在多份遗嘱冲突案件中，需围绕 “最后遗嘱的形式真实性”“立遗嘱行为能力”“财产处分权” 三大核心要素构建代理体系，结合医学证据、日常行为记录及法律规则变化，实现事实与法律的双重论证。